尽管今年因有北京奥运会和瑞典、奥地利欧洲杯等国际体坛顶级大赛而被称之为“体育年”，但是，一句与奥运会、欧洲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谢亚龙下课”，却“力压”奥运会和欧洲杯等2008国际体坛核心元素，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体坛的“第一流行语”。
“下课”之呼成奇观
照常理讲，作为一位在任三年内不仅没有建树反倒导致中国足球全面、彻底、整体滑坡的中国足协主要负责人，被球迷和媒体喊“下课”理所当然。谢亚龙的前任王俊生和阎世铎，也是在舆论的“下课”声中黯然离开的。可是，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王俊生和阎世铎被喊“下课”，还限制在他们难辞其咎的中国足球的范围之内，而“谢亚龙下课”所涉及的范畴几乎涵盖了与足球、体育有关甚至无关的种种领域。奥运会男足半决赛巴西对阿根廷，奥运会女足决赛巴西对美国，从哪个角度也找不到谢亚龙什么事，但现场球迷声调最高、最齐、最一致的口号，便是“谢亚龙下课”这五个字。更有甚者，在一些非足球项目比赛赛场的观众席上，亦经常有人高呼这句口号，且一呼百应，不绝于耳。
奥运会后，中超恢复，到场观战的球迷理当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嘘声则难免指向对方的将士或现场的裁判，然而，国内联赛赛场上发出的主流之声，仍然是那堪称家喻户晓的五个字——“谢亚龙下课”！况且，只有喊起这五个字的时候，全场观众的声音和步调才会突然变得统一，仿佛没有了主客之别、敌我之分，把“谢亚龙下课”喊得惊天动地。
显然，中国球迷乃至体育爱好者这一庞大群体，对中国足球现状乃至其深层次痼疾的不满，已经超越了他们能够忍耐的最大限度。他们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谢亚龙个人，更是谢亚龙所代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体制和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下课的，是谢亚龙背后的当权背景、基础和整个足球环境。
遗憾的是，不管球迷怎么喊，无论舆论如何骂，谢亚龙依然稳坐中国足协掌门宝座。原因很简单，支撑他坐上这一宝座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力量，不是球迷、不是媒体、不是足球自身的需求，而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只有把他扶上台的人才可能让他走开，其他人把“谢亚龙下课”喊得再响，只要谢亚龙的上司认为他不应下课，那么，他肯定下不了课。
这“课”只能“上”不能“下”
探讨谢亚龙“下课”的话题，必须从当初他的“上课”说起。
谢亚龙是怎么出现在中国足协掌门人这一位置上的？按现有体制，他既不是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他个人有志于中国的足球事业，经过努力当选的，而是上级——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的。上级任命谢亚龙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不是他拥有足球专业上的深厚造诣、足球圈内的崇高威望，以及相应的理论功底、组织能力，而是这一位置属于体育总局麾下一个正局级岗位，恰巧下派挂职归来的谢亚龙需要一个正局级岗位进行安排，所以他就到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中国足协——上任了。
假如谢亚龙回来的时候，足协这个位置上有人在岗，而另一个正局级岗位正好空着，那么，如今的谢亚龙很可能就是总局办公厅主任、人事司司长、训练局局长或其他某个在奥运会上大获全胜项目的管理中心主任，这会儿正忙着出席各种表彰活动和先进事迹报告会呢，哪里还有什么“下课”之忧？
了解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一位短跑运动员出身、对足球既不熟悉又不喜欢的人物，会坐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这把交椅。谢亚龙本来就不是冲着足球来的，他之所以走上这个位置的唯一原因，是位置本身的级别，而不是位置所代表的事业。也就是说，谢亚龙对走上正局级岗位无疑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他当副局级干部很多年了，早就具备了晋升正局级的资格；可是，他对把落后的中国足球搞上去，肯定没什么想法，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谢亚龙在任这几年中国足球大滑坡的命运，其实在他“上课”之时便已注定。
可能有人要反驳我，说外行未必不能领导内行，比如许海峰能当总局射击管理中心主任，同样能当自行车管理中心主任。这话有道理。竞技体育的规律是相通的，行政管理规律就更是如此。不过，专业性特别强的竞技体育，还是应该主要由内行来领导。蔡振华管乒乓球和李永波管羽毛球管得好，如果让蔡振华去管举重、李永波管田径，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许海峰管射击的效果，也比他管自行车强得多。而且，在举国体制之下，不同的项目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方式去管理，偏偏足球是职业化、市场化的产物，用管乒乓球、羽毛球的办法管足球根本行不通。干田径起家的谢亚龙若改行去管游泳，做做运动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说不定还是一把好手，但让既不懂业务、又不懂市场的他管足球，他怎么可能管好？
中国足协的三任掌门人，王俊生虽然水平和境界不高，可至少还有专业足球经历，为人亦谦和、好学，因此他任内启动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并一度把甲A联赛办得红红火火；阎世铎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只是不甘寂寞的性格使他想干事、想出名，国足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和中国足球史上空前的“打假反黑”大行动均出现在他任内，绝非偶然。比较之下，谢亚龙的平庸和无能便无可掩饰。
当然，中国足球的败局和僵局，根子在体制，体制不改，谁当足协掌门人只有量的差异，不可能有质的区别。王俊生的先胜后衰、阎世铎的虎头蛇尾和谢亚龙的每况愈下，势在必然。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足协掌门人的位置已两度更替，但严格讲，王、阎的离职均非“下课”，只是“换岗”而已。王俊生改任的中体产业董事长和阎世铎“再就业”的总局训练局党委书记，皆与足管中心主任同为正局级，还在“课”上（甚至是油水和权力更大的“课”），谁也没“下”。
所以，“谢亚龙下课”的吼声再凶、舆论的压力再大，谢亚龙也不会“下课”。只要查不出有贪污腐败或包二奶这类“硬丑闻”，谢亚龙的政治待遇和行政待遇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即使他不在足协干了，顶多像王、阎一样，换到另一个正局级岗位，继续“上课”。至于国足惨败世界杯外围赛和国奥、女足折戟奥运会后谢亚龙为何迟迟未换，恐怕一是国家体育总局对奥运会各项目论功行赏、更新换代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在总局内给谢亚龙再找个同为正局级的位置并不容易；三是（或许是最重要的）谁来接谢亚龙的班、成为下一个被舆论喊“下课”的替罪羊，很难选择——在现有体制下，都知道足协是口陷阱，傻瓜才会愿意去趟这潭浑水！
“下人”，还是“下课”
不论中国足协下一任掌门人是谁，只要体制不变，他必定是下一个谢亚龙或阎世铎或王俊生。假如这位新掌门内行且敬业，他有可能干到王俊生那个程度；假如他像阎世铎那样是个政客，或像谢亚龙那样是个庸才，他也不可能比阎、谢干得更好。
中国足球在2008年的大溃败，与中国体育在本土奥运会上的巨大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已自立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林的中国固然无须依靠足球去拿金牌争荣誉，但考虑到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不可替代的国际影响力和在中国球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任由足球像今年这样衰落下去，各方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一旦国家体育总局处理完奥运会的善后事宜，腾出手来，肯定是要对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的班子进行调整的，任内把中国足球搞得一片狼籍的谢亚龙，留任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然而，如前所述，若不改体制，不“下课”，只“下人”，无论让谁顶替谢亚龙，都只能培育出另一个谢亚龙，而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足球的尴尬现状。现在，中国足球面临着一个生与死的抉择：是“下人”继续苟延残喘，还是“下课”，通过体制的改革寻求足球与国际接轨的历史性突破。
奥运会后，针对各界对中国体育要不要继续实行举国体制的议论，国家体育总局主要领导出面表态：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举国体制。不过，在竞技体育领域，足球是个另类。由于高度的职业化和市场化，举国体制在其他竞技项目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在足球上并未得到应验。世界和亚洲一流足球强国，采用的全是市场体制。中国足球的落后，从根本上讲，正是职业化、市场化不到位所造成的：表面上，我们开展了职业联赛，有转会市场，俱乐部按市场规律运作，而主管职业足球的中国足协，却是个典型的行政部门，理念的冲突和体制的扭曲，是导致中国足球“伪职业化”存在和日益恶化的根源。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从体制改革入手。
14年前，中国足球被确定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迈出了尝试职业联赛的关键一步。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如今，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改革，又面对着一个极为紧要的关头。能否再次把足球拿出来，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足球与国际接轨，走真实的职业化道路，让中国足协成为真正的足球社会团体，不会影响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地位，还能为中国体育的改革闯出一条路子，值得一试！
当然，话说说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正因为这些年中国竞技体育进步明显，举国体制的效应空前放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和2008年北京三届奥运会一届比一届成绩好，从金牌榜探花到榜眼直至状元，一步一个台阶走到顶峰，因此环境和条件比14年前优越多了，反而会使人产生“改革有没有必要”的疑虑，进而转化为改革的阻力。要在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体制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形成合力。这个过程，不会轻而易举。所以，至少短时间内，谢亚龙和谢亚龙代表的那种现象，还下不了课。